“死在了20191219”，23岁的年轻人胡乐在微信签名上这样形容自己。
5年前的这天，胡乐17岁，在北京市房山区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幼教专业读高二，他在学校礼堂举办的“真人图书馆”活动上，讲述了反对歧视性少数群体的相关话题。两天后，胡乐被学校劝退，他的母亲曾下跪向学校求情，仍于事无补。
在网络上，有人用“玫瑰少年”形容胡乐。这是为纪念叶永志，一位因不同的性别气质表达遭遇校园暴力后不幸离世的台湾少年。而胡乐自小白皙清秀，说话温柔，喜欢和女生一起玩，他在初中时被男同学嘲讽、孤立。因有过类似经历，他才在主题发言活动上，懵懂表达了自己的性别意识。
被迫退学后的5年间，仅有一张初中毕业证的胡乐艰难求职，至今仍未等到校方的正式道歉，工作屡屡受挫，抑郁反复发作。只因一个懵懂的表达，少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
突如其来的劝退
2025年春，胡乐频繁穿梭于房山区的家和朝阳区、丰台区等多家公司。4月至5月，他每天都要反复刷新招聘软件，先后参加了十几家公司的面试。5年前，因为一次发言被学校劝退后，他内心时刻充满戒备。当hr问及学历，他只模糊回答，2018-2020年，在一所技校就读。
所幸，尚未有人进一步追问他在这所学校的经历。不过，当他提及自己在餐饮、医美、物流等行业工作过，但最长工作年限不到半年后，有些面试便不了了之。在面试官看来，这样的员工有很强的不稳定性。
23岁的胡乐对每份求职报以厚望。3月，又一次面试失败后，他察觉自己有轻生念头，想要自救，他喊朋友出来吃饭。朋友刘明珂记得，胡乐心情低落时约她吃饭，会止不住手抖，四处张望，说话言语断裂。
缠绕胡乐5年的噩梦，发生在2019年12月18日，一个寻常的周三，下午1点多，在学校容纳7、800人的礼堂中，进行着一场“真人图书馆”的主题分享活动，现场坐满高二、高三年级的学生和老师，学生家长、系领导也在。
当就读于高二年级幼儿教育专业的胡乐被抽中，走上舞台时，他心情紧张、兴奋，他并未多想，即兴发言：
“我就想借这个话题，改变现在一些大家的认知，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出一份力量” 、“我敢到大家面谈公开这件事情，就说明我之前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，我也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”。这个寸头，穿蓝黑校服，衣服左下角贴一张红色号码牌的17岁少年，语气热烈。
当胡乐说这番话时，他看到坐在第一排的领导们表情不太对劲，但他没有停止。前排同学讨论，有人问“1802班（胡乐所在班级）是哪个班”，有男生倒喝彩说“下来吧”。
两三分钟的发言结束，胡乐弯腰鞠躬，离场。离开礼堂时，他才想起自己本是想分享“同性恋不等于艾滋病”这一话题，因为太紧张根本没讲。
但如今，胡乐觉得“幸好没讲”。那天发言结束后，他被一位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。又过了一天，周五，胡乐被学校劝退。此后，他和父母联系过3家职校，都以不接受转校生为名拒绝了他，胡乐也迟迟等不来学校曾允诺的帮助转学。
2021年1月24日，胡乐将此事在微博曝光，此时他已失学2年，患上抑郁。始终未等来学校的道歉和赔偿，他开始了艰难的打工生涯。
“玫瑰少年”
在“真人图书馆”活动上发言前，胡乐并未想过在学校公开反对歧视性少数群体。
胡乐自小长相清秀，说话温柔，他对男生热衷的体育活动不感兴趣，只喜欢和女生玩。这让他初中时，被班上的男生排挤孤立，嘲笑是“娘娘腔”。当他向老师反映，只得到“为什么欺负的是你”的回应。胡乐入校时，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，后来慢慢掉队。
中考后，胡乐的分数只够进入中专。父母先是将他送入一所职校学习计算机，他不喜欢这个专业，向父母提出要转学，后来父母考虑到幼教将来是个吃香的职业，将胡乐送入房山区另一所职校学幼教专业。
在学校，为不像以前那样被欺负，他不太展露头角，特地加入一些小团体以保护自己。学校虽施行军事化管理，早五晚九，但手机自由，氛围还算轻松。此前，胡乐做过最“出格”的事，无非是在学校偷偷点外卖。他小心过着一种不会出差错的日子。
幼教专业女生居多，胡乐所在的班级只有2名男生，他没有再遭遇霸凌，可以放心和女生相处，还交到了“可以一辈子联系的好朋友”。青春期后，他少有地在学校感到被接纳，也渐渐接受了自己不同的性别气质。
悄悄搭建的安全小圈子之外，在网络上看到性少数群体的遭遇，让胡乐不安。2019年10月，胡乐看到一条新闻：南航某空少被恶意描述为“骚扰醉酒男同事”，引发热议后被停飞。而网络上充斥着对此人“恶心”的评论。
胡乐记得，学校老师提前两个月通知 “真人图书馆”主题发言活动。他曾上网查阅，了解到活动发源于丹麦，初衷是通过交流，打破刻板印象，消除偏见和误解，现场会随机抽取幸运观众上台。若有机会上台，他打算反对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歧视，还将自己的想法分享给朋友，朋友也表示支持。
他没想到自己真的会被选上，发言结束时，“全场都亮了”，他听到台下欢呼声、喝倒彩声夹杂，胡乐认为同学并无恶意，没有在意。
走下演讲台后班主任的问话，他将其理解为一种老师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关心。直到2019年12月20日，母亲被请来学校，走进系主任的办公室，胡乐才隐约意识到，事情可能与自己在真人图书馆活动上的发言有关。
他站在门口紧张等待了大约十几分钟，之后被叫进办公室，看见班主任、一男一女两位系主任。据胡乐回忆，老师们称他在演讲上的有关发言，有损学校名誉。且因为胡乐的发言，学校将来也不便为其分配幼教工作。系主任希望胡乐能够主动退学，否则一个月后，他就会被自动开除，并承诺，如果自行退学，可以帮忙解决转学问题。
听闻消息后，胡乐的母亲崩溃，跪下，给系主任“磕了好几个头”，求学校不要劝退孩子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胡乐心疼母亲，他想拉母亲起身，但怎么都拽不起来。尽管自认没做错什么，他开始随母亲一同向老师致歉。
当天回家后，胡乐“被吓到”躺在床上浑身疼痛，之后连发了一个礼拜的40度高烧。那时，他差2个月才满18岁。12月份的冬天，“更多的是心凉”。
2020年1月2日，胡乐再次去到学校沟通，交涉无果。6天后，1月8日，胡乐的母亲替胡乐在自愿退学单上签了名。
被劝退后的第一年里，看着周围的同龄人都有书读，他也期待能够重返校园。学校曾允诺为其转校，但没有下文。2020年9月秋季开学，仍未找到学校后，胡乐再次拨打校方电话。他保留的一条2020年9月与校方的通话记录显示，该老师回应：当时已过新学期的招生阶段，询问转学结果时，对方表示，可能是“忘了”。这个回复，让仍抱有期望的他愤怒，觉得自己被“蒙在鼓里”。同年10月，胡乐收到了校方退还的教材费和职业装费。
又等待了2个多月，胡乐决定“鱼死网破”。2021年1月24日，他将自己的经历发在微博上，阅读量很快破了七百万，海报新闻等媒体对胡乐被劝退的经历进行报道，并帮助他拨打了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询问与校方的协商结果。
胡乐第一次等来校方的正式回应。据12345客服反馈，校方承认对胡乐进行了劝退，给出的理由是：该生身为幼教专业学生，毕业后将进入幼儿园就业，会对幼儿身心健康发育造成一定影响……鉴于胡乐的言论已影响到学生本人，且在校园产生一定的影响。经系部学生处及校领导多次商讨、研究决定，对胡乐进行劝退处理。
对于胡乐来说，这次曝光就像是一场情绪宣泄。
他没想到的是，除了理解，新一波的恶意也随之而来。有人将“宣扬”的帽子扣在他头上，说他“活该”、“恶心”、“不正常”。甚至他所认为的“大家族”，也有人表示不理解。这些声音，加之自己的经历，愈发让他感到孤立无援。最初，胡乐会一一针对攻击他的留言回怼，解释自己只是想反歧视。在2021年1月25日回应网友的微博中，他仍坚持，“我就是想让这个学校给我道歉，给予精神赔偿。”
陷入困窘的家庭
2019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劝退，让原本平静的胡乐一家掀起波澜。周五当天，胡乐和母亲在回家路上大吵一架，胡乐母亲认为学校有问题，但儿子也同样不对。
胡乐成长在一个传统保守的家庭。小时候，他随姥姥姥爷生活在北京房山区农村，他的父母在镇上打工，两三周回家看孩子一次。姥姥姥爷的宠爱，难以抹去父母无法长伴身边的失落感。直到小学毕业后，他搬到镇上和父母一起居住，但和父母的隔膜已经定型。
疫情期间，胡乐长久待在家中和父母相处，一言不合会吵架，而那前后，这个农村家庭面临新的挑战，父母替家里一位借贷的朋友做担保人，亲戚负债后，父母还需替人还债，加上儿子转校后又被被学校退学，父亲与胡乐的争吵更是一触即发。
等待复学无望，家庭关系矛盾，胡乐发现自己“长期情绪低落、总是想不开、集中不了注意力”，2020年9月，胡乐独自去首都医科大学复兴医院精神科进行检查。结果显示，他患有重度抑郁、轻度焦虑和双向情感倾向。此后，他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，但药物带来的副作用，令他变得嗜睡，即便很早休息，他也会睡到中午才起。
除嗜睡外，胡乐开始接连几个小时地玩游戏，刷视频软件……他曾向母亲坦白自己的抑郁症，母亲给钱让胡乐去看病，但母亲觉得“你装的吧”的说法，仍会刺痛他。几个月后，胡乐选择停药。
停药后，体内的神经递质和激素，仍然操纵着他的大脑。他想过要了断自己，控制不住地想去买农药，“喝洁厕灵”，他在朋友圈表达了想要轻生的念头，几小时后，警察上门。胡乐猜测应该是朋友看到后担心他自杀报的警，“不止一两次”， “反正我就是不想活了”。
抑郁也影响着他的工作。一次上班时，胡乐突然情绪崩溃，拿头用力地撞桌子。领导看到后，说影响不好，给了胡乐钱，辞退了他。他曾在去地铁站的路上，控制不住地用头撞向墙面，“长了大包，也没有特意去管它，过几天就自然消肿了”。2024年3月，还有一次“冲动用头撞铁柱”的行为。胡乐说起这件事来轻描淡写。
包括疫情期间常赋闲在家的4年里，胡乐断断续续换了10多份工作。每份工作持续的时间长则几月，短则几天。2024年一年，他只上了4个月的班。攒到钱后，他就离开北京这个事发地，去武汉、青岛、杭州、苏州等地。江南水乡和青岛大海让他意识到，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没有尝试过的，借此“不让自己死掉”。
2025年年初，胡乐母亲给了胡乐一笔钱，希望他能用这笔钱支撑他生活、工作。胡乐的父亲是工人，是家中主要经济来源，母亲做一份私人会计工作，月入3千元。她年过50，又有高血压，一家三口和胡乐的外婆租住在房山区一栋两室一厅的房子里，如今，他们只希望儿子能找一份工作坚持下去。
5年过去，身边人希望他 “不要活在这个阴影里”、 “要过好自己的人生，尽量将对你个人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。”
话虽如此，未等来道歉和精神赔偿，这件事就永远无法尘封。胡乐尝试告诉自己，“我生活中可以有它，但不能全是它”，但夜深人静，他又忍不住回想起，“我是只听结果的一个人”。拾起、放下，胡乐在其中沉沉浮浮。
现在，胡乐回过头来看，觉得自己当时“比较单纯吧”，“后悔了”。他最近的愿望是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，“过正常人的生活”，但一切的前提是，他得到应有的道歉和赔偿。
前段时间，他在微信签名后又加了三个字——“等复活”。
据受访者要求，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
